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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从游心法海六十年》谈印顺导师之佛学思想

发布人:管理员 时间:2017年08月15日

《游心法海六十年》是印公八十岁时作的,叙述自己学法历程及对佛法基本信解的专题论述。岁月如流,眨眼间十年已过,又逢印公九十嵩寿,重温《游心法海六十年》,感受颇多。今就其佛学思想拾取点滴,以为供养。
  印公生于浙江海宁县,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。俗姓张,名鹿芹,家庭并不富裕。七岁时,先进私塾,后于小学堂读书。十三岁,在高等小学堂毕业。为经济所限,从此就失学了。二十岁,印公因读到冯梦桢的《庄子》序:“然则庄文、郭注,其佛法之先驱耶?”由是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兴趣。然而“没有师友教导,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”。为了广泛深入地学习佛法,印公从商务印书馆购到了《成唯识论学记》、《相宗纲要》、《三论宗纲要》、《中论》、《三论玄义》,还有嘉祥大师的《三论疏》等,苦心钻研。因购请不起《辞源》,就从其中一条条地抄录出众多的佛教术语,这番抄录使印公对佛教基础知识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。四、五年的阅读唯识与三论的自修,更使印公对现实佛教与究竟佛法差距之大的问题,产生了严重的关切。为了探求真理,宣扬纯正的佛法,印公选择了献身佛教、出家修学佛法的道路。

  1930年秋天,印公在普陀山福泉庵礼清念老和尚为师,剃落出家,法名印顺,号盛正。同年,印公于宁波天童寺受具。1931年春天,印公得到师长的同意,到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求学,院长是太虚大师。在闽院,印公深受太虚大师倡导的“人生佛教”思想启发。读《大乘宗地引论》与《佛法总抉择谈》后,对太虚大师博通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会贯通,生起了无限的钦佩之情,直到现在,依然如故。
  印公在闽院最早的创作是《抉择三时教》,这是印公学习太虚大师的融贯手法,把智光的三时教与唯识宗的三时教,抉择而予以融贯。当时,由于“南欧(欧阳渐)北韩(韩清净)”的提倡唯识,唯识学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。太虚大师的思想则以《楞严》、《起信论》为根源,但也推重法相、唯识。提出“整僧在于律,而摄化世间,则需法相”、“立言善巧,建议显了,以唯识为最”的思想主张。对此印公全部接受,形成印公早期以法相唯识为基础的佛学思想。印公曾撰长篇的《评破守培上人读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之意见》一文,维护唯识宗,支持立新破旧。然而,这是千百年来的老问题。旧译与新译的思想对立,也是佛法中的大问题。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是由于译者各自的意见,还是在古印度论师们本有不同见解,抑或是所依经典内容不同,印公自觉,若非深入底里是难以决了的。所以,在闽院住了不到一年,就又回到普陀山慧济寺自求充实。
  在慧济寺的藏经楼,印公足足用了三年的时间,昼阅大藏经,夜则继续研究三论与唯识。印公在总结这段阅藏时期所得时说:“从所读的大藏经中,发现佛法多采多姿,真可说‘百花争放’,‘千岩竞秀’!这是佛教的大宝藏,应该是探求无尽的。知道法门广大,所以不再局限于三论与唯识。对于大乘佛法,觉得虚大师说得对,应该有‘法界圆觉’一大流。大乘经不是论书那样的重于理论,到处都劝发修持,是重于实践的。还有读到《阿含经》与各部广律,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、真实感,而不如部分的大乘经,表现于信仰与理想之中,这对于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。”由此可见,三年的阅藏,对印公未来的佛学思想影响之深远。
  印公佛学思想的确定,始于重庆北碚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。他在《佛法概论》的自序中写道:“关于佛法,我从圣龙树的中观论,得一深确的信解:佛法的如实相,无所谓大小。大乘与小乘,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。缘起中道,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,所以阿含经是三乘共依的圣典。当然,阿含的经义,是不能照着偏执者——否认大乘的小乘者、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见地来解说的。从佛法一味、大小异解的观点去观察,对于菩萨行的慈悲,利他的积极性等,也有所理会。深深地觉得: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,是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的真谛的。大乘的应运而盛行,虽带来新的方便适应,‘更以异方便,助显第一义’;但大乘的真精神,是能‘正直舍方便,但说无上道’的,确有他独到的长处!佛法的流行人间,不能没有方便适应,但不能刻舟求剑而停滞于古代的。”
  《佛法概论》是印公佛学思想较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。民国三十三年(1944)秋,印公在北碚汉藏教理院,讲《阿含讲要》共十三讲。讲稿陆续发表于《海潮音》月刊,深受读者喜爱。后来,为了避免一般的——以阿含经为小乘的误解,所以改题为《佛法概论》。《佛法概论》曾被太虚大师评为《海潮音》月刊一年的佳作,并发了奖金,可见其思想内容之完善。近年来,内地也多次翻印《佛法概论》,以飨读者。
  汉藏教理院的八年,是印公佛学思想集大成时期,也是印公认为最难得的八年。在这八年中,印公与法尊法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《平凡的一生》中,印公曾说:“我出家以来,对于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,虚大师(文字的)而外,就是法尊法师(讨论的),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!”尤其从法尊法师翻译的藏文论典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、《辩了不了义论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、《现观庄严论略释》、月称的《入中论》等论著中,得到了很大的受益。法尊法师的思想与印公相去甚远,但彼此讨论却从未引起不愉快。可见“求同存异”对修学佛法的重要。
  印公在汉藏教理院八年的修学中,深刻地体会到佛法在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中的流变,并且认为佛法在印度即渐失本真,传到中国则更为严重,所以不能不把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。这一时期的写作与讲说,也就重在分别解说,确定印度经论本义,并探求其思想的演化。当时,印公把大乘法义分为:先性空唯名论,次虚妄唯识论,后真常唯心论。这是印公从佛教流行的情况说,从佛教思想盛行的主流说。与太虚大师的三宗说——法性空慧宗、法相唯识宗、法界圆觉宗大致相同。1942年,印公写了《印度之佛教》一书,把印度佛教史的流变分判为五个时期:一、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;二、菩萨倾向之声闻分流;三、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;四、如来倾向之菩萨分流;五、如来为本之梵佛一体。这先后的五个时期,正如人的一生,自童年、少年、壮年、老年到死亡。印公认为佛法不能没有方便,不能不求时地的适应,但“对于方便,或正常之适应,或为畸形之发展,或为毒之羼入,必严为料简,正不能以方便二字混滥之。”觉得“中国佛教,为圆融、真常、唯心、他力、顿证之所困,已奄奄无生气;神秘、欲乐之说,自西(康、藏)而东,日有泛滥之势。”印公称印度佛教末期为“佛梵一体”,与太虚大师所判摄的“依天乘行果”大致相同。太虚大师以《楞严》、《起信论》等为准量,虽承认说一切空的经论,比之说真常不空的(如来藏、佛性)盛行的时期要早,但真常唯心为佛果的圆满心境,为一切佛法的根本,所以应先真常唯心,次性空,后唯识。可是,印公以人间的佛陀——释迦为本,以性空唯名、虚妄唯识、真常惟心——三系,为大乘佛法的开展与分化。于是印公与太虚大师就此进行了长期的商榷。在《敬答评印度佛教史》中,印公说:“佛灭后之佛教,乃次第发展而成者,其方便之适应,理论之阐述,如不适于今者,或偏激者,或适应低级趣味者,则虽初期犹当置之,况龙树论乎?乃至后之密宗乎?其取舍之标准,不以传于中国者为是,不以盛行中国者为是,著眼于释尊之特见、景行,此其所以异(于大师)乎!”从此亦可看出印公不是扬龙树而贬抑他宗。印公在《印度之佛教》的自序中说:“立本于根本(即初期)佛教之淳朴,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(梵化之机应慎),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,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欤!”当时,印公在多读阿含、戒律、阿毗达磨而不满晚期的神秘欲乐,但立场仍然是坚持大乘的,并做了一篇《大乘是佛说论》以表示自己对大乘佛教的观点,一直到现在,还是如此。
  大乘佛法,印公以性空为主,兼摄唯识与真常。在精神上、行为上,倡导“青年佛教”与“人间佛教”,这不同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“人生佛教”。“人生佛教”,是太虚大师针对重鬼神的中国佛教而提出的。“人间佛教”,则是印公以印度佛教的天(神)化情势异常严重,也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,所以不说“人生”而说“人间”,希望中国佛教能脱落神化,回到现实的人间。因为“诸佛世尊,皆出人间,终不在天上成佛也”。印公在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中说:“释尊时代佛法的内容和特色是破除神权与阶级制、祭祀与咒法,把人类合理的生活,确立于社会关系彼此应尽的义务上,显出了‘人间佛教’的特色。释尊是现观缘起而成佛的;他依缘起说法,弟子们也就依缘起(及四谛)而得解脱。所以在佛法中,缘起是最普遍的法则。依缘起(或四谛)而修行的在家或出家的佛弟子,次第进修,到达究竟解脱的境地,分为四阶,也就是四圣果。佛法不是重信仰的、他力的、神秘的,也不是学问的,而是从现实人生着手的正道,从正道的修行中得到解脱。圣道的内容主要有七类,总名为三十七菩提分法,其中根本的是八正道。”又说:“我对印度佛教的论究,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,而缩短佛法与现实的距离。方便,是不能没有的;方便的适应,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。然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,应有‘正直舍方便’的精神,阐扬佛法的正义,应用有利于人间、净化人间的方便。”这就是印公倡导“人间佛教”的真实意趣。
  印公的佛学思想是综贯南北、博大精深而又独具新意的。余慧浅福薄,实在无能深入其中,姑妄以蠡测海,管窥一二,错谬之处,尚祈方家斧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