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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院师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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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高僧及佛学教育家——竺霞法师

发布人:管理员 时间:2017年08月15日

竺霞法师,精通佛学教理,以执教、育人为己任,年已九旬,仍坚持办学不止,既是老教授、教育家,又是住持丛林、建设丛林的老方丈。法师身体力行,名符其实,是学生当之无愧的师长。

  法师历任重庆罗汉寺方丈、重庆佛教协会副会长、会长、重庆佛学院院长、重庆市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,现任重庆佛教协会名誉会长、重庆罗汉寺退隐方丈,是佛教界的老前辈,德高望重,深受敬仰。

继承太虚遗志

  执教办学志不移

  竺霞法师不愧是太虚大师培养的学生,继承乃师遗志,执教办学,历时50年,教育之志不移,为弘法利生作贡献。

  法师生于1911年,俗名徐玉亮,四川垫江人。1928年于四川梁平西禅寺礼福江法师出家。同年冬在梁平双桂堂受具足戒,并转入双桂堂佛教学校读书。1931年人重庆华严佛学院进修。1935年出川云游参学,客居上海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绕道香港经广东回川。1938年考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(简称汉藏教理院)。毕业后献身于佛教的教育事业,开始他的执教生涯。1941年应四川荣昌县僧众邀请,任荣昌佛教协会理事长,兼宝城佛学院教务主任。1945年回汉藏教理院任教。

  汉藏教理院是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佛教高等学府,师资、教学在近代中国佛教历史上都是第一流的。每一届的课程都安排有《俱舍论》。竺霞法师继历届之后,讲《俱舍论》。此论正本共30卷,《光记》100卷,86万多字。佛人灭900年,印度干部论师(先造小乘论500部,后造大乘论500部)世亲菩萨所造。论师聪慧过人,学通内外,博达古今,名振五天,声流四主。《光记》云:“斯论及文同钩镍,结引万端,义等连环,始终无绝,采六足之纲要,备尽无遗,显八蕴之妙门,如观掌内,虽述一切有义,时以经部正之。论师据理为宗,非存朋执,遂使九十六道,同习斯文,十八异部,俱欣秘典。自解开异见,部制群分,各谓连城,齐称照乘。唯此一论,卓乎迥秀,尤妙高之据宏海,等赫日之映众星。”故印度号称《俱舍》为“聪明论”、“辩才无碍”。由此可见,讲此论对培育僧才之重要。而竺霞法师善讲此论,足见博学至深,同时又是增进学僧高层次的学识见地的重要奉献。

  1950年夏,汉藏教理院停办,法师回到故乡四川梁平县,在双桂堂任堂主兼知客,继续执教,为寺僧讲佛学。1980年任重庆罗汉寺方丈。在任重庆佛协会长后,又创办重庆佛学院,一人承担佛学院包括学僧在内的全部经费开支。1993年重庆佛学院迁华岩寺后,为了加强本寺的僧伽队伍建设,又筹集师资,举办教理传习所。教师中有当年汉藏教理院的学生,又有现在中国佛学院、闽南佛学院毕业的学生,课程有<大乘起信论)、《大乘法苑义林·唯识章》、《唯识二十论》、《唯论三十论)、《八识规矩颂》、佛教史、《百丈清规)、宗教法规等。其主要内容构成一个较完整的佛学院的框架,所不同的是代职培训,一边工作,一边学习,同时接纳在家信众听课。为了让社会在家信众也得到听闻佛学知识的机会,还举办周末佛学讲座,除寒暑假以外,每周星期六晚六时半由传习所的老师轮流讲课,广泛传播佛教文化,宣讲止恶扬善,阐扬做人的契理,揭示迷妄的罪恶,化度扶正被扭曲的心灵,以丰富充实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,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尽力,以办学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贡献,抒发佛教徒的爱国热忱。

  发扬农禅 苦尽甘来

  “文革”时期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,寺庙受到冲击,僧众面临困境,没有经济来源,生计发生问题。当时,为了应急,重庆在南岸组建了一个“立新生产社”,把出家人都集中到那里,共计70余人,以络线为业,维持生活。竺霞法师从1956年来到罗汉寺,1970年被派去生产社当主任,和大家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同甘共苦,共渡难关。法师一方面领导大家努力生产,打开局面,解除后顾之忧;另一方面对大家因势利导,沟通思想,不拘形式地上传统教育课。讲农禅,自耕而食;讲茅棚生活,边劳作边修行;讲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·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等佛家禅修;讲除迷断惑;讲依靠自立,苦其心志,令信根增长,成就道业等等。使大家安下心来,面对现实,承受劫难的磨炼。如此苦口婆心,诲人不倦,时间长达十年之久。这十年,由最初只有千多元本金,最后资金积累11万多,还另购了一台机器。整整十年,终熬到“文革”结束带领众僧走出低谷,苦出了头。这也是法师的一椿道业成就。

  政策落实到位 丛林焕然一新

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,全国欢声雷动。拨乱反正,把颠倒了的重新颠倒过来,从城镇到乡村,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。1980年,竺霞法师回到了罗汉寺任住持,肩负起协助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重任。

  中央对重庆罗汉寺非常重视,将该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国家还困难的情况下,国务院拨出40万元恢复罗汉堂(84年40万元是很可观的)。在市委和市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下,一场恢复和建设罗汉寺的战斗打响了。

  当时先后回到罗汉寺的仅7个人,有钟洪鸣、彭忠明、海印、正融、陈明德等,成为顶梁之柱。大家齐心协力,吃苦耐劳,日夜奔忙,并千方百计加快和缩短工期。

 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,开始连搭个铺的地方都没有,僧人唯一能吃上的就是一碗米饭,别的都不敢奢望,经费都集中用于修建,大家也都很理解,毫无怨言。

  经过周密策划、组织安排和艰苦努力,罗汉堂终于重新盖起来了,五百阿罗汉也重新塑起来了,被占用的殿宇、房屋也陆续收回。经过修补整理,罗汉寺的原貌全部得到了恢复,朝礼的信众也日渐增多。而更大的计划还在后面。竺霞法师继续紧张筹划修建法堂、藏经楼、禅堂、住宿楼等。继上述工程之后,又修建餐厅、弥勒阁。除国家拨的40万元外,15年中,总共筹集资金500多万元,完全用于恢复维修和新建三座大楼。所有这些都是竺霞法师住持罗汉寺苦心经营的建设成就,同时又是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所作的贡献。

  经过因地制宜的建设之后,现在的罗汉寺,虽然不能与那些高大豪华建筑相比,但外观不土,有新气象,具有现代建筑特色。比起过去的罗汉寺有天壤之别,真是太庄严、太美观了,是重庆市市中心的一颗佛教明珠。

  忍辱负重 求才若渴

  大家都知道,竺霞法师在罗汉寺任方丈17年来,并不轻松,酸甜苦辣,日子过得很不平凡,有时甚至内外交困,举步维艰,有来自多方面的压力,再有是不正之风、歪门邪道,说得好听的,骂得难听的,造谣诬蔑的,无中生有的,恶意中伤的,等等。修持不到相当程度的人,是难以招架的。法师一心协助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,对佛教忠心耿耿,意志坚定,忍辱负重,克服重重困难,完成了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恢复和修葺,并再建佛教名寺古刹,重兴重庆罗汉寺“十方丛林”的道风道貌,为国为教作出了应有的努力。

  法师特别关心佛教的未来,常把中国佛协提出的五项(组织、制度、思想、人才、道风)建设记挂在心上,重知识、重人才、重教育,没有门户之见。凡学有所成的,都请来讲学。现有三位老教师,就是专从外地请来的,还有两位闽南佛学院的中年教师,为办学储备了足够的师资。

  法师为了佛教事业,不计个人得失,深感年已九旬,力不从心,竭力寻求外援。经再三邀请,得到大足宝顶山大果法师的鼎力相助,为其兼任首座。法师知人善任,最后连方丈职务也交给大果法师,从而把罗汉寺的“五项建设”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  平易近人 淡泊名利

  两年前,笔者在成都文殊院客堂里,偶然听见几位僧众在谈论竺霞法师,说“竺霞法师每次来成都文珠院省佛协开会,休息的时间都要到处走走,见了谁都打招呼、说说话,和颜悦色,平易近人,一点大法师的架子都没有,谁都喜欢和他亲近。”后来,到了重庆罗汉寺,才发现要见竺霞法师太容易了。只要你到方丈室去,把他的寮房推开,直接进去就是了,没有尊卑之分,随便坐,随便说,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,一点也不使人感到拘束。法师在信众的心目中,就像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亲切。

  法师淡泊名利,数十年如一日,一心以承继太虚大师热衷僧教育的遗志为平生之最大心愿,传教育人,毁誉讥谤均不放在心上。正如当年汉藏教理院的学生、现为重庆罗汉寺教理传习所教师的洪禅法师为其作的《像赞》所说的那样:

  历尽沧桑,

  岁月蹉跎,

  蝇利蜗名都舍却,

  出尘济世西来意,

  农禅并重随风俗。

  抚今朝,

  萦往事,

  浑如昨。

  宁静自居甘澹泊,

  重兴胜地起楼阁,

  诲人不倦传三学。

  称讥毁誉寻常有,

  华严性海最先入。

  法堂上,

  想太虚,

  念无著。